辩只在同行那里得到稀稀拉拉的掌声,多数与会者向他投来或冷漠或憎恨的目光。别人都在受穷的时候只有你变富,瞧瞧你那腐败的大肚腩,鸭梨型的身材,再想想你那亿万家财,谁会同情你?
“仇富”是人类的通性,这里面更多的是情感在发挥作用,而非理性,但是谁又能指责人类共通的情感呢?克洛德主教简直不屑于煽动与会者的“仇富”情绪,或许对他而言这样做太低级了,轻轻放过老福格尔,继续揭露贫富差距的深层因素。
“福格尔先生,我与您没有私怨,并且乐于相信您是凭借诚实、勤劳与智慧致富,但是我仍然要问,这个世界上不止您一个人具备上述美德,为什么只有您和您的同行成功致富,其它那些同样诚实、勤劳且聪明的人却在日益变得贫困?我无意指责您,只想邀请您一起探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”
雅各布·福格尔很想说“因为那些人还不够聪明”,然而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适合公诸于众的答案,连忙咽了下去,改口嗫嚅:“我想……每行每业都有不同的规则,您不能要求一位勤劳的农夫与同样勤勉的大学教授赚取相同的收入,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规律决定的……当然还有难以捉磨的运气因素。”
“您提到了制度,这与我不谋而合。”克洛德主教神情严肃,借福格尔的话头引申开来,“依我之见,帝国当今种种困境都源于制度不公,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坏制度,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,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,迟早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动荡!”
雅各布·福格尔目瞪口呆。罗兰不由挑起眉梢。会场中一片哗然,议论纷纷。
克洛德主教对这样的反响并不意外,抬手示意大家安静。
“我刚才的话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,或许有人怀疑,我这个保守派分子,怎么突然操起改革派的论调来了?”
克洛德的设问引来一片笑声,人们的确有此疑惑。
“不好意思,让对面的先生们失望了,我没有背叛格里高利法座的信任,也不打算投靠改革派阵营,我所批评的‘坏制度’并非你们以为的旧制度,更不是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,实不相瞒,我今天针对的恰恰是改革派人士信奉的基本教义——重商主义!”
“越来越有趣了。”罗兰眼睛一亮,克洛德主教打算从何着手批评“重商主义”?他对此满怀期待。
“雅各布·福格尔先生刚才声称包税商是靠勤劳与智慧致富,后来在我的追问下又不得不承认占了制度的便宜,究竟是什么制度使福格尔先生这样的包税商得以发财致富?他本人不便明言,那么就由我替他揭示这里面的奥秘。”
“诸位请注意,当一国政府出于削减征税成本或者其他目的,将征收某地税赋的特权承包给一位商人或者一家包税公司,每每附带一个关键条款——与‘特许征税权’一并承包出去的,还有垄断特权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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