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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看在眼里，阿都里娜有时真的像暴风中的一颗小树苗，有些经受不住快要折断。我喜欢阿都里娜教授的这群脏兮兮的小孩子，因为这些小家伙长大之后，很可能就是抱着步枪，隐藏在大山里守卫疆土的战士，扞卫我父亲曾扞卫过的一切。当他们收到家书的时候，希望他们不会再看到进城务工去了的哥哥弟弟只有劳动权，而没有受偿权；不会看到姐姐妹妹只有被选择的权利，而没有夹紧双腿的权利。这是真的，遭受歧视，比忍受清贫更逼迫人。

　　我拉过阿都里娜的手，把厚厚的人民币放在她热乎乎的手心里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有了这些钱，你的胃就会一直蠕动，你的自信和自尊就可以挺直了腰板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把这个牌子插在你的教室门口，算是我能留给这群孩子们的一点心意。”

　　阿都里娜听完我的话，眼泪滚落下脸颊，她抽泣着，拉开了包在牌子上的布条。上面写到：“不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看到当狗比做人更容易吃上肉！”

　　“这……村长他家……”阿都里娜有些惊愕。

　　我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学生们和你的学校的座右铭，我的提笔。我给你钱，也是为了给你勇气。老村长要是看到牌子，你就说是我插的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不许拔掉这个牌子。你放心吧，老村长不敢为难你。他很了解我。”

　　阿都里娜装好了钱，抱着包裹起来的牌子回家了。我也告诉了她，不许把这笔钱交给父母，自己存到银行里去，而且用自己的户名。

　　孝敬值得被孝敬的父母是美德；对不可能永远正确的父母搞一味的投降主义和顺从主义是愚昧。真正爱子女的开明父母，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懂得珍惜“自由”。我相信她听懂了我的话。

　　道别了这位淳朴善良的山村女教师，我从村里雇佣了一辆马车，驮着我们的行李和装病的芦雅赶去了县城。傍晚时分，我们被马夫送到了县城医院门口。我给了车夫100元，匆匆将他打发回去。

　　看着车夫的马车走远，芦雅这才止住了哼哼嗨嗨的装病模样，抱着伊凉开心地跳起来。我找了辆出租车，然后去了汽车站，连夜奔向了省会昆明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，我在昆明市的一家宾馆起床后，分别去了农业、建设、商业三家银行，分流存储了500万人民币现金，然后再通过中国银行转账，汇集成40万美金。接下来直奔机场，买了昆明飞往日本东京的三张机票。

　　晚上，当我坐在距离大地一万两千米的客机上，芦雅和伊凉已经兴奋了一天，她们俩这会儿头挨着头睡熟了。客机窗外，一堆堆的星星友好地眨着眼睛，仿佛要告诉第一次坐飞机的乘客，今夜不会有恶劣天气。

　　当飞机跨越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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